灰猫：捍卫哈韩的权利

混乱之后的四方说法

上海世博会被报发生踩踏事件，其后上海世博局新闻发言人回应，上述报道严重失实。 SJ粉丝、世博志愿者、武警纷纷就此发文，回忆自身经历，为己方辩护。而天涯娱乐、WOW吧开始组织爆吧活动。

纵观最早就踩踏事件作出声明的四方，全部是此事件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其目击者证言和报告的有效性值得质疑。而即使是第一手目击者描述，其有效力依然有限（有时是完全错误的，特别是在描述人比较激动的情形下），从1841年德国法官布拉维尔的论文《直接证人证言的不可信》 开始，之后的法学家、心理学家一直在不断质疑目击者报告的真实性。

而有关当时情况的照片，只能看出现场的混乱，难以判断孰是孰非。在很大程度上，照片左下角的描述和照片本身显示的信息没有关联，但渲染性描述可以激发照片浏览者的强烈情绪。

Super Junior 及其粉丝导致了踩踏事件？

回顾SJ之前的巡回演出，SJ演唱会的秩序向来良好，即使公司组织了强大的造势活动，从来没有出现过踩踏事件。

SJ的粉丝的组织也非一无是处，2007年11月3日超过一千名粉丝在SM大楼前第三次集会抗议，粉丝们唱Super Junior不同的歌曲并大喊“13”，要求唯“13”。这不是一次平和的静坐，但没有发生踩踏或流血事件。

反观世博会的主办方，从抄袭歌曲、过度拥挤、志愿者殴打记者，到离谱的饭菜价格等等，管理混乱、大小事件连续不断。

闾丘露薇曾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透露她与一位朋友的谈话：

“世博会乱是正常的，因为奥运也好，F1也好，中国只是提供场地、人员，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组织进行管理，有严格的规定和监督，但是世博会就不同了，真得靠中国自己了。举个例子，08年的奥运专用车道，没有车证谁敢开在上面？上海的世博专用车道，谁都在用。”

类似事件

2005年8月15日，兰州公交集团开始向市民发售公交IC卡，领取预约单的市民多达1万多人。秩序混乱，发售工作无法进行。个别老人被混乱的人群挤到在地，一些小孩在拥挤的人群中挤得被迫与家人分散，现场的铁围栏被挤掉。警方和保安无法控制场面，发售工作被迫停止。支援维持秩序的警方赶到后，经过半小时的调节场面得以维持，发售工作恢复正常。

2007年11月10日，重庆市沙坪坝区家乐福超市店庆十周年特卖，大批市民涌入。由于人多拥挤，在超市东门入口处发生踩踏事故，一个十多岁的小孩当场死亡，另有一名大人和一名小孩在送入医院抢救时抢救无效死亡，31人受，7人伤势严重。

2009年12月7日 ，湖南省湘潭市辖内的湘乡市私立育才中学发生踩踏事件，8人死亡、26人受伤。事件后，管理者被免职或刑事拘留，学校改善安全设施。

有必要指出，踩踏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管理者的过失，而非热心的歌迷、消费者、学生。

武警是我们国家的吗？

武警，即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属于国家暴力力量之一。武警部队完全实行军事化管理，适用于军事审判。武警基本人员通常不称为“警员”，而是称为“官兵”或“战士”。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状，武装力量由党直接领导。

不管武警在此次踩踏事件中有没有过激行为，武警本身不值得赞美和崇拜。纳税人付钱，武警理应提供相应的服务。纳税人监督自己的税金是怎么用的、用在什么组织和人身上，便是对国家最高的贡献；而对强大的武装力量，时时刻刻保持警惕，更是每个公民的责任所在。

过份赞美军事力量会产生军国主义情绪。特别是现在，中国并没有军事力量，党才有。关于军队不能国家化的理由可参见《解放军日报》齐彪：为什么要坚决抵制“军队国家化”以及评论部分。

教育失败

一些以爱国者自诩的网民组织爆吧，声讨SJ及其Fans，而一些SJ饭的行为亦不理性，甚至招人厌恶。

不得不指出，WOWers和妖精们从小接受的应试教育模式是一致的，他们对公民素质知之甚少，很难理解排队和遵守秩序的必要性，而且他们身边的成人年也不断用真实案例教育这些年轻人，遵守公共秩序是愚蠢的行为。

此外，他们接受的都是一元的价值崇拜体系，缺少对不同价值理念的尊重和宽容，对异见暴力相向则成为常态。

对于WOWer，似乎“爱国”“民族”这类字眼可以掩盖其对不同理念的粗暴侵犯，比如侮辱哈韩族为脑残。

全球化是时代的主流，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喜爱任何一种其他民族的文化的权利都应当受到保障。正如Evelyn Beatrice Hall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语出Hall的《伏尔泰的朋友们》，常被误传为伏尔泰本人）

民族主义狂热：排韩

世博踩踏事件发生后，排韩情绪再现。

早前，韩国驻华使馆声明，对所谓韩国教授声称“诗人李白是韩国人”、“孙中山是韩国人”、“朝鲜族发明了汉字”等虚假报道“深感担忧，并予以关注”。声明指出，这些“中国文化被韩国”的报道，事后经查明大部分均无事实依据。有些报道是把某个人的观点当成韩国国民的普遍立场，扭曲事实真相并进行炒作。

梁文道在《自虐》一文中写道，一些中国人通过捏造日本人侮辱中国的例子，挑起排日情绪，以此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时间在变，事件在变，但被迫害妄想的民族情绪不变。

民族主义情绪使义愤填膺者忽略未成年人教育的缺陷、世博会管理者的失职、暴力机构的天然不正义。把国内的矛盾转移到国外，这一手法屡试不爽，仿佛一切都是韩国的错误。

章子辰：当人人网上出现越来越多对政府的批评时

前言

最近两周，人人网上对政府和执政党的批判之声达到了近两年来的高峰，本文尝试解释一些可能的原因。

社会背景

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急剧扩大。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249逐渐飙升至2008年的0.47。这就标志着中国的社会贫富差距早已超越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为0.4的警戒线。另据财政部最近给出的关于城市居民财产性收入的统计数字显示，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仅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

贫富差距的拉大，使改革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弱势群体，这些弱势群体缺乏保护自己的力量，难以得到基本的司法救助，往往不得不采取激进手段。

据2009年12月21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显示，2010年群体性事件持多发态势，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当中，积累了很多历史上矛盾，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民怨太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年前在北京律师协会发表演讲谈到：从1993年到2006年，群体性事件从8709起增加到了9万起，2007年、2008年、2009年都超过了9万起。

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包括农民、工人、市民、城市中产阶级、宗教团体等（少数民族群体骚乱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较有代表性的有瓮安事件、吉林通钢事件、石首事件、番禺垃圾焚化厂抗议示威、山西基督徒抗议警方强拆事件等。同时，官员贪腐弊案不断，最高人民检察院2009年工作报告显示： 贪污受贿犯罪方面，全国涉案官员有13000多人，其中司法机关就占了2620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 / 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 率为2/400； 司法机关人员犯罪 率为6/400。占有强大政治资源的官员们对民意极为忽视，并以维护稳定的名义，对上访者采取高压手段，如恐吓、殴打、非法关押。

公民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和对自身权利的维护，被提升到破坏稳定的高度。这在官员的操作中极为常见。维稳与维权被看作是完全对立的。而且，高压式维稳的效果并不理想，负面影响继续扩散。这严重加大了政府的维稳成本，同时激励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维方式。

网络传播取代传统传播

在维权过程中，互联网成为了重要场所，在线的求救、声援、签名有增无减。接连不断的公费开支丑闻、食品安全事故、安全生产事故、看守所和监狱或其他场所的人权侵害案件增加了民众对执政者的不信任感，在获得此类新闻时，饱受高房价和就业压力的年轻人倾向于进一步放大负面情绪，加速信息的传播。而传统媒体，由于严厉的管制，在社会不公事件的发现和传播方面频频缺席；其中，党媒又比市场化媒体更为滞后。加上CCTV等传统喉舌一贯的造假行为屡次被揭穿，甚至到了新华网都不得不对其抨击的程度。

在本次玉树地震中，CCTV有关搜救犬救32人牺牲的新闻被《天府早报》揭露为伪造，使政府在地震救灾中的信用受损。不过，传统的党媒逐渐失去影响，并不意味着真实和理性必然来临。人人网上广为流传的几篇文章的评论部分，没有显示多少值得赞扬的理性精神，似乎是和《环球时报》的评论部分有相反情绪的表达。非理性教育模式和媒体管制的巨大力量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而在刘案、谭案、游案审判过程中发表理性批判的人人网用户大多已被封杀，失去了促进评论理性化的机会。

WEB2.0的力量

微博客在中国流行已约一年，twitter用户努力向外辐射，原饭否流亡者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浪微博在不涉及深层探讨的前提下比twitter更具影响。微博体和爱枣报的模式可以加速信息流动，迫使信息管制支付更高昂的成本。由易于传诵的段子形式搭建的文章开始在人人网流行。同时流行的还有韩寒的博文，其博文一直在幽默嘲讽与理性批判之间寻找平衡。过于轻浮可能会失去知识阶层的支持，直白的批判则会导致无情的封杀。为了避免后一种情况，韩寒不得不牺牲一些理性，而如此的代价，在他的博文（包括转载）的评论版可以观察到。

结语

本月初，清华大学社会研究课题组发布报告称，我国已经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2009年维稳支出达5140亿元，且在不断攀升。结合我国群体性事件不断突发的情况，这意味着互联网上的批判之声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将进一步增加；人人网作为大学生的网络社交平台，亦不会例外。2010年将有63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压力，加上几年来的积累，总人数超过1000万，而且高房价更会挑起他们的怒火。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若希望让他们停止对政府的批评（其中一些只是喋喋不休的牢骚）完全不可能。况且，网络问政是官民间缺乏合理沟通机制的中国社会难得的渠道，并在孙志刚案、邓玉娇案、抗议绿坝、钓鱼执法等多次事件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增强了公民的法制观念。

北京大学副教授胡泳认为：“如果对民意始终采取“堵”的办法，那么就将无从化解国内一直存在的由于民意不畅而造成的制度性的不稳定因素。政府要摆脱这种困局，办法之一就是通过自由开放的媒体，鼓励社会的良性互动，加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直接沟通，提供有效的渠道让公民参与国家事务。在此，互联网的意义变得十分突出。它构成了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为公民提供了互动的、非等级制的和全球性的媒介，以及绕过施加于传统大众媒体的束缚和控制的能力。作为仍在发展中的参与性最强的大众表达方式，它应该受到更大的鼓励，获得更大的空间。”

《财经》前主编胡舒立曾撰文道：“举凡对群体性事件处理较好的当政者，均能做到公开透明，舆论自由，特别尊重媒体监督的权利；而钳制舆情不仅招致民众反感，更因信息封锁在互联网时代的无效性引致流言丛生，真相难辨，几乎必然地激发或扩大群体性冲突。”“迷信和滥用警力容易火上浇油，反而激起暴力对抗，纵强行平息事件也会留下巨大后患；而在法律的框架下展开对话协商，政府态度包容勇于担责，则大大有助于缓解矛盾、维持秩序，在事件平息后进入良治。”“中国现阶段出现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不仅凸显了社会转轨时期的特征，而且或多或少与政府公权力使用不当、缺乏监督相关，改进执政方式、提升执政能力已经迫在眉睫。在此过程中，应当推进民主进程，发挥人大和政协应有的作用，建立更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并通过工会、妇联等社会组织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拓展有效的民意渠道，确保民意表达与对话通道畅通。”

可以说，目前人人网的舆论混乱，是社会矛盾不断升级、网络媒体不断取代传统媒体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直接反应。随着舆论的开放、法制的健全，混乱和非理性的喧嚣有望逐步消褪。不过，这也许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